【六．四】　　　　　我们好好活著回来作证　　　 　　　　　　　　　　　　　　　　　　　　－－方礼年整理 　　－－香港学生的血泪见闻 　　中共领导人试图用新闻封锁的方式来掩盖北京大屠杀的真相，但事实 终会慢慢揭露出来的。虽然北京的学生和市民现在还不能亲自公开控诉杀 人者的罪行，目睹暴行的香港人可以。一班曾与北京百姓出生入死的香港 学生逃出了虎口。「你们得好好回到香港去，将事情告诉天下人。」舍命 帮助他们脱险的北京学生说。这些逃出虎口的学生在北京有相同的经历， 也有各自的见闻。六月 十五日晚上，他们聚在一起，分别叙述自己的经历和见闻。笔者事前已访 问了林耀强同学，现在再把其他同学的话一一记下，希望能够较全面地清 晰报导这件事，由于时间迫促，本文未及交与有关同学过目，合注明。 　　林耀强 　　（香港专上学生会代表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生） 　　六月三日晚，我们已觉得事态不妙，便弃了传真机，再在北京饭店烧 毁了一切文件和名单。十时许，我和李兰菊、陈清华和陈宗彝等到天安门 广场去。我们先到指挥部，见到柴玲、封从德和李录等人，黯然握手道别 。跟著，我们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二层探望侯德健和刘晓波等人。不久 ，广播台传来有人被打死的消息，吾尔开希在广播站激愤地说了几句话， 随即晕倒，给抬走了。 　　大约凌晨一时，我与程真、李兰菊、陈清华离开指挥部到广场西面去 。在那里，我们看到一辆装甲车高速冲入人群中。气氛即时紧张起来。各 人立刻拉栏杆设路障，那辆装甲车回头又向人群冲过来，简直是冷血谋杀 。 　　之后我们走到历史博物馆，坐著与距离三百码左右的军队对峙。李兰 菊走过去与人谈话，陈清华则于二时左右到广场边拍照，给军人发现，脚 、腹被殴，照相机也给打破了。他回来告诉我们，我便和程真去看，却看 到一队军队由西面冲来，沿途不断向地上开枪。 　　一辆公共汽车忽然冲向军队，没有伤人便停下来。邹凤梅在西长安街 看到两人由车后跳下，立即给射杀了。我看到士兵打破车窗，将司机拉下 ，用枪柄狂击。看到的人都很愤怒，他们冲前救助，却给乱枪击回，不少 人在枪声中倒地。一名工人冲前，掷出玻璃瓶，击中一个军人的头部。跟 著响起两下枪声，那工人抱著腹弯下身子。我们立即跑去把他抬过来，早 已软作一团，鲜血像水龙头的水般从背后涌出。我看到他两眼翻白，死了 ！我和程真的手都染满了血。 　　我和程真回到历史博物馆。李兰菊受刺激过度晕倒，陈清华便扶她到 临时救护站去。 　 　　我和程真走到纪念碑的最高层，那时已近凌晨三时。我看到柴玲、封 从德、李录、梁二、马少方等。我跟他们拥抱、握手，生离死别的感觉填 满胸间。他们要我立刻离开，好好回到香港将事情告诉天下人。我说，我 也是中国人，跟你们一样；他们便不再说甚么，让我留下。 　　凌晨三、四时左右，广场的灯突然熄灭。一位男同学把汽油浇在自己 身上，立刻给其他同学捉住了。广场经常放著几桶汽油，准备随时制造汽 油弹。 　　大约四时，广场四周亮起了强烈的射灯。封从德向大家说：我们要坚 持和平而非暴力的请愿，请各位同学交出武器。大家服从地将木棍、铁枝 等交出来，希望军队看到，不忍加害。 　　这时四位绝食者跟军方谈判回来了。他们说军队要在天亮前清场，劝 我们不要作无谓牺牲，由东南面撤走。 　　封从德于是请全体同学立刻用口头表决：是坚守还是撤走？当时我听 到「坚守」的呼声较高，但封从德说「撤走」的声音较大，决定分批撤离 。 　　封从德的话才说完，便有几个军人冲上来，木无表情的向天开枪。程 真原不愿走，但我拉著她就跑。有些同学也不愿走，军人就用枪柄打他们 。 　　我们到了纪念碑第二层，听到枪声一响，一位同学就跪在地上。其他 同学拉著他走。 　　走到底层，我们在较安全的石碑后停下来。程真说要看到所有人撤走 后才走。这时上层和第二层已尽为军人占据。 　　我拉著程真由东南方撤走。北面传来一阵歌声。军队开始向群众开枪 ，前排的人纷纷倒下。人群急速散开，互相践踏，场面非常混乱。 　　学生撤走时，有人大叫「血债血偿」、「把怨恨埋在心里」、「我们 一定再回来」。那是悲鸣，但那是多么豪壮的悲鸣！ 　　我回望广场。整个广场已给军队围住，再也没有通道进去了。我看到 场内冒起阵阵黑烟。焚烧的可能不单是营帐。 　　逃离广场，我和程真便在大街小巷中穿插，有时还在军人之间挤过， 程真还跟他们说话，有时甚至骂他们。 　　到了北师大，学校门口已有悼念死者的挽联。北师大没有地方可以安 歇，我们于是转到海淀区一间住所，休息数小时，再到朝阳区住了一晚。 我们曾到木樨地看过，街上有大量血迹。 　　六月五日早上，我和程真坐三轮车到王府饭店和其他同学会合。司机 老伯 不但没有收钱，还送了我一包中国名烟。 　　在这次学运期间，林耀强先后两次到北京，第一次还参加绝食。他也 曾投入一九八六年的北京学潮，但觉得当时知识份子和学生的表现都不够 积极，这次却完全不同了。 　　这次学潮，发展至后期，一度出现混乱现象。林耀强于五月廿八日抵 达广场，看到的情况可说极为恶劣：广场的环境很差，学生的组织也很松 散，他们于是从旁协助。他和学生领袖都十分稔熟，觉得他们有理想，虽 然组织能力不很高，却能接受意见。六月一日后，广场的情况开始改善。 　　对于外高联，林耀强不大同意一些报章的说法。「那些来自北京以外 地方的同学，其实也很有理想，许多人都说是来学习民主的。有些只逗留 三两天便回原地，说要将民主的讯息带回去传播。我觉得这些同学也很有 希望。」 　　李兰菊（香港树仁学院传理系学生） 　 　　在纪念碑的第二层探望侯德健和刘晓波等人后，我就与林耀强他们失 散了，我一个人返回指挥部，看到吾尔开希和程真。 　　吾尔开希不断催促我回饭店去，说这里危险，又说这是他们北京人的 事，不要我这个多事的香港人来管。我于是拉著程真，说要和她去找林耀 强他们，一起堵截军车，吾尔开希这才不再叫我离开广场，只是说找到林 耀强后，不要再去堵军车，要回到指挥部。我们回到指挥部时，他说：「 我死后，你们得抬著我的棺木游行，让我再看看长安街和这个广场。」 　　广播站传来了军队开枪杀死同学的消息。吾尔开希走到广播站，很激 愤地说：「我们要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我们要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共存亡 ！」激愤的声音忽然中止了。跟著有人在广播中叫唤通知救护车和找氧气 筒。我没有看见吾尔开希被送走，以后也不知会不会见到他了。 　　我们几个人离开指挥部，走到广场西面，看到高速来回的装甲车，有 一辆还在我身边擦过。 　　历史博物馆前有近千名戴著头盔、手执长木棍的军人。一个十五、六 岁少年在附近人丛中大哭，说他哥哥给军人打死了，他要跟军人拼命。我 过去拉著他，叫他安静下来。他伏在我肩膊上不停地哭叫：「哥哥！哥哥 ！」然后追著救护车去了。 　　我看见军人越来越多，阻挡军队的人却很少，便奔向指挥部，希望指 挥部派人增援。在纪念碑下的石阶上挤满了学生，手牵著手，高唱《国际 歌》。他们的面孔显得无比庄严。 　　我独自回到博物馆前，看见已有人筑成血肉之墙与军人对峙，我加入 人墙中。那些静坐的军人每看到有伤兵经过，便激动地大叫。 　　负责这排人墙的工人，高声呼吁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和平，不能动 武。有几个手持木棍、水管的工人走过来愤怒地说：「你们还坐在这里等 死？那些畜牲见人就杀！」我们看著那些静静地坐在石阶上的军人，完全 没想到他们会动杀机！ 　　跟著来了一批手持冲锋枪的士兵，气氛马上紧张起来。有人上前试图 劝说军人，我也走上去，拉著一位军官的手呜咽著说：「我是香港学生． ．．．广场内的全是大学生，是国家的精英和栋梁，他们的和平请愿绝对 不是暴乱，全世界的中国人都把希望放在他们的身上。你们不能开枪，求 求你，不要向他们开枪．．．．」我哭著跪在地上。我看到那军官的眼中 也有泪水。 　　我回到原位，一个学生拿著木棍加入，我愤然说道：「放下武器，不 然就先把我打死。」他委屈地把木棍放在身后。一位十二、三岁的小孩也 从身后拿出一枝约十二寸长的小铁枝交给我。 　　凌晨三时左右，我看见有人抬著血淋淋的尸体和伤者往来奔跑，不禁 冷汗直冒。我忽然看到先前那位死了哥哥的少年。他满身鲜血，由一名工 人抱著。我晕过去了。 　　我在广场的救护站中醒来。医生和护理员知道我是香港的学生，虽然 明知我并无大碍，仍坚持送我到医院。我身旁躺著一个满身鲜血的学生。 他的脊背血肉模糊，身体已不能动弹，但仍不停地说：「要坚持到底，要 坚持到底！」 　　第一辆救护车来到时，我没有上，第二辆，我仍挣扎著不肯上。一位 女医生握著我的手，哭著用英语跟我说：「你一定要平安回到香港，让全 世界知道这里发生的事，知道吗？」 　　到了医院，看到墙上、床上、甚至抬我的担架都染满血。我由一位很 高级的医生看治，他的医务室躺满了受伤的人。他很细心替我把脉。我求 他不要管我，去救治其他伤者。他含著泪说：「孩子，你很虚弱，但休息 一下就会好的。你要好好保重。我们需要你回到香港，向世人宣布我们的 政府究竟干了些甚么。」我被送进一个安静的房间休息，外面的走廊躺满 了伤者。 　　六月四日中午，医生嘱咐所有可以步行的伤者马上离开，因为入夜后 军队便会到医院抓人。 　　医院内，不时听到医生说：「疯的！疯的！」我听到一位医生说，在 死伤最多的医院内，军人不许医生救人；两位医生跪著哀求，结果竟给枪 杀了。后来得知这间医院有九位医生，也在出外取血时给军人枪杀了。 　　一位受伤的工人跟我说，市民一直在广场外围保卫学生。凌晨四时， 他还在广场上，看到军队向人乱枪扫射，坦克车随即推进，另一批士兵就 持棍追著人群殴打。他对军人说：「后面的人都给你们打死了，不要再打 了！」军人说：「打死你们！暴徒！谁叫你们不走！」这名工人终于给击 中后脑受伤。受伤以前，他还看到一个抱著小孩的妇人给枪杀了。这孩子 只有七岁左右，一边哭一边跑。一名市民把他抱起来，军人却把他们一起 射杀了。 　　离开医院时，伴我入院的陈清华将身上的钱分给伤者作路费。一位躺 在床上的学生流著泪把钱交回给我，说：「我是不行的了，胸口中枪，一 条腿也断了，就是不死今晚也不能离开这里。把钱留给其他同学吧。很多 谢香港同学的支持．．．．不要再逗留了，回香港去，叫同学们坚持到底 。」他看到我腰包扣著「天下为公」的徵章，呜咽著说：「告诉同学们，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陈清华（香港浸会学院社会工作系学生） 　　我大部分时间与李兰菊在一起。当群众围截和焚烧一辆坦克车时，我 过去拍照，给一个年青军人发现。他当头一棒打来，我连忙躲开，但腹部 和脚部却接连给打著了，幸好力度不太大。他跟著打破我的照相机。我倒 在地上，给人抬到救护站。我休息一会，回到博物馆前看到李兰菊呕吐晕 倒，便和人合力扶她到救护站。救护站内躺著十多个伤者。一些受伤的士 兵也给抬进来，有人试图阻拦，但有人说：「大家都是人啊！」于是伤兵 也受到护理。 　　我陪李兰菊到医院去。救护车曾给军人截住，有人说是「京红的」（ 北京红十字会），就通过了。车子后来也数次给市民截停，有一次他们甚 至上车察看，知道载的是学生，就让我们通过。车上的人除了不停地说「 学生」，还说：「我们是不会载狗军队的！」 　　我在医院里站了一会，看见护士为一名伤者开衣服时，骇得连退两步 ，医生也呆了一阵。原来伤者的胸口血红一片，部分好像不见了，但医生 还是趋前替他治理。一位年青的伤者跟我说：他是逃跑时给军人在背后开 枪射伤的。 　　在医院里，我们曾经致电英国大使馆求助，却只得到放衍式的答覆。 我们说军人可能来抓我们，对方却叫我们留在原处。 　　陈宗彝（香港理工学院学生）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 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著发出最后的吼声。」「这是最后 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回港后，这些乐曲一直在我脑海中荡漾。在六 四屠城前，我曾经和北京学生、市民，甚至解放军数十万人齐唱国际歌， 雄壮的歌声蕴含无穷的希望，然而，到如今，这首歌变成了哀歌：从北京 回港那天，当航机著陆时，香港学生情不自禁地唱出这首歌，在机上的记 者、市民都激动得流泪。六四屠城那天，北京学生就是唱著这歌、冒著枪 弹勇敢地前进的。然而，那群丧心病狂的屠夫，竟向他们开枪，甚至用坦 克辗过他们的身躯，鲜血淋漓，在一刹那间，已夺去人民对政府所存的希 望。 　　六四事件距今已半个月了，但至今我仍感不安，特别是当我想起北京 学生如何在枪林弹雨中保护我，以身躯挡著枪弹，给我足够的时间离开。 当初，我们香港学生到天安门，目的是保护他们。我们估计中国政府不会 逮捕香港人，顶多是递解出境，想不到他们不由分说就乱枪扫射，本来我 们要保护北京学生，最后竟要他们保护。我们成为他们的累赘，这是始料 不及的。我永远怀念他们。 原载《明报》月刊一九八九年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