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只能调查，不可臆造（增补本） 　　　　　　　　　　　　　　南半球常客 《东华时报》六月十五日转载了一篇署名“纳伍兰”的文章《民运领袖罪责难逃》。该文章一个多月来常以各式各样的署名（如“坚决不签名者”、“佚名”什么的）贴在互联网上，标题也时有变化。《澳洲日报》在六月二日也曾以“北美常客”的署名转载过。文章称它将揭露一些关键的事实，让大家，特别是现在的学生，对六四有个全面的认识。可是细读下去，竟通篇都是些臆想出来的情节。且看文中最关键的“事实”吧，它说： 　　８９年６月２日深晚到３日凌晨，北京高自联开了最后的常委会。会上由吾尔 　　开希重点发言。吾尔开希对大家说：”根据可靠情报，明天戒严部队要进行武 　　装清场，一定会发生流血死人的。”……李禄接下来宣布高自联指挥部成员立 　　即撤出天安门广场。再一次发了逃命钱。逃亡的方向是美国。……于是在６月 　　３日凌晨三点左右，柴玲和大部份高自联指挥部成员乘着天安门上的学生正在 　　睡梦之时，偷偷地撤离广场，走上逃亡美国的不归路。一个姓郭的头头在临跑 　　前，突然良心发现。他说：“学生都没撤，我们指挥部提前撤对吗？是不是可 　　以叫学生们也一起撤？”李禄说“不行！叫学生们也一起撤我们就撤不了”柴 　　玲说“我们提前撤是为了保护火种。……。 　　６月３日天亮以后，高自联指挥部只留下吾尔开希和李录二人。他们留下的目 　　的是为了不让学生们知道高自联指挥部的头头们已经跑了。他们知道，如果学 　　生们一旦发现头头跑了，也会跑的，就会对部队清场不抵抗。 　　中午１２点，北京电台与电视台开始不停顿的广播戒严指挥部的通告。吾尔开 　　希和李录也迅速地撤离了广场。下午，戒严部队开始向天安门广场推进，一些 　　学生与市民拼死阻止部队推进，一场流血开始了。虽然高自联指挥部的头头全 　　跑了。但是负责阻止部队推进的学生们并不知道，他们还在忠实地执行头头的 　　命令。……。 　　……士兵被打死和戒严士兵用冲锋枪开路大死学生的的消息很快传遍天安门广 　　场，当他们要向柴总指挥请示怎么办时，发现总指挥部是空的。总指挥部外面 　　聚集了许多学生。有个外地学生头头说他找了一个下午也没找到一个高自联头 　　头。高自联头头丢下学生先逃跑的消息使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陷入一片混乱。 　　怎么办？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大家就去问候德建怎么办。候德建就这样 　　当上了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最后的临时总指挥。……戒严指挥车的喇叭叫高自 　　联的头头走出来，连续叫了几个人的名字，包括柴玲王丹刘刚等人。当时没有 　　人走出来。再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向戒严指挥车走去，一边走，一边叫：“ 　　我是候德建！”候德建后来对人说戒严指挥问他高自联的头头那里去了，几点 　　走的，走那里去了等问题。 　　候德建向戒严指挥说。他以学生的临时指挥身份表示无条件接受戒严法并要求 　　准许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当你柴玲在３日凌晨三点逃离广场时，你不是 　　拒绝叫学生撤出吗？ 可是侯德健本人和“四君子”中的另位三人，刘晓波、高新及周舵，讲的故事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根本不存在什么“高自联指挥部”）内的柴玲、李录、封从德（柴玲当时的丈夫）是在“６月３日凌晨三点”的２６小时之后才“逃离广场”的，而吾尔开希在６月４日凌晨两点时也仍在广场上讲话。 在记录片《天安门》中，侯德健对记者说，六四凌晨他动员柴玲撤时，柴玲回答说，不能现在撤，因为有自称是代表政府内改革派高层的人传过话，只要坚持到天亮就会有办法。但侯德健与刘晓波说，不管是什么人为了什么原因说过了什么，都不能以几千人的性命做牺牲。柴玲遂同意撤（参见http://www.nmis.org/gate/film/transjune4.html）。也就是说，候德建证明六四凌晨柴玲确在天安门广场。郑义也称“柴玲……她还是最后一个撤出广场”（《北京之春》９５年６月号第６页，见http://bjs.org/bjs/25/06）。刘晓波根据实况录音所做的记述比较详细，请看： 　　（６月３日晚）天快黑时，“学运之声”广播站播放雄壮的《国际歌》，…… 　　侯德建从小生长在台湾，根本不知道《国际歌》的歌词，他只好跟着哼曲子。 　　在一片《国际歌》声中，柴玲嘶哑的声音显得格外庄严、神圣……宣誓结束后， 　　我感到了危险的紧迫，从心底里产生一种献身的冲动。回到绝食棚中，我对他 　　们三人说：“无论有什么危险，我们四人都不能提前离开。既然已经上了祭坛， 　　就只能别无选择。”过了一会儿，王丹和吾尔开希来了，他俩想让我跟他们一 　　起去广场指挥部，说服柴玲，让她同意他俩进入广场指挥部，和柴玲等人共同 　　分担严峻时刻的领导责任。我让他俩自己去，开诚相见，把过去的矛盾全部公 　　开化，我想柴玲在此刻是会理解的，危险会把他们重新团结起来。而我去，只 　　会加重柴玲等人的猜忌，好像是我在背后出主意，让王丹和开希去夺广场的领 　　导权，效果肯定不好。他俩同意了我的想法，自己去广场指挥部了。（摘自刘 　　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三章“绝食在纪念碑上”第一节“人群的诱惑”， 　　《北京之春》９３年６月号第１０页，见http://bjs.org/bjs/01/10） 　　六月四日二时左右，“学运之声”广播站传出了吾尔开希的声音，他号召人们 　　坚持到底，并发誓说：“只要我吾尔开希有一口气，就要坚守广场。我与广场 　　共存亡……”突然，他的声音中断了，我猜想可能又是心肌炎犯了。……凌晨 　　两点半左右。邵江全身颤抖地找到周舵，向他们详细叙述了广场外发生的令人 　　恐惧的场面。他说：“周老师，你们想象不出有多可怕。求求你们想想办法， 　　救救广场上的学生们。现在，只有你们四位老师能做到。”邵江边说边流泪。 　　时至今日，我们四人仍然感谢邵江，是他的请求打动了我们，之后才有组织学 　　生撤离广场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六四”那天晚上的天安门广场的幸存 　　者都应该感谢他。同时，一名医生也找到了侯德健，建议由我们组织学生撤出 　　广场。……我们四人到了广场指挥部，向柴玲、李禄、封从德说明了来意。他 　　们同意撤离，但不同意和我们一起去找戒严部队谈判。我们只能自己去。我们 　　通过“学运之声”广播站向全体坚守天安门广场的人和戒严部队发出和平呼吁， 　　希望马上进行谈判。幸运的是，我获得自由回到北京后，得到一盘当时的现场 　　录音带，上面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就这样，周舵和德健去谈判，我和高新 　　留在纪念碑上劝学生。……但是，在我和高新说服学生时，人群中也不时地传 　　出“不撤！”“我不怕死！”“懦夫！”“学贼！”的叫喊。还有人哭着嚷我 　　“混蛋”。……正忙着，侯德健和周舵谈判归来。他俩说：“戒严部队同意我 　　们和平撤离，让出广场的东南角。”我们四人马上去广场指挥部向大家宣布谈 　　判结果，并作最后的呼吁。下面的情况也是根据现场的录音整理的。 　“…… 　　侯德健：请大家安静。 　　周舵：没关系。 　　录音者：在侯德健讲话的时候有两辆装甲车从历史博物馆由南向北开来。 　　周舵：我们已经答应戒严部队回来尽力说服同学们尽快撤离广场。我们建议现 　　　　　在以各学校为单位，马上组织撤离工作。我们有秩序、安静的从南面撤 　　　　　离。现在是从我们自身开始民主建设的时候了，少数要服从多数。 　　广场上的嘈杂声、掌声，有人高喊：“不撤！不撤！” 　　录音者：很多人对撤离广场还有争议。 　　…… 　　封从德：大家安静一下。我们、我们现在把广场的决定权交给在场的所有同学。 　　　　　　但是我们目前已经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来统计、来统计票数。我们现 　　　　　　在就用大家的呼声来表达我们是留是撤的决定。……这个表决过后， 　　　　　　我们必须少数服从多数。同意撤的喊撤离，一、二、三。 　　广场上的人群中发出“撤离”的呼喊。 　　封从德：同意坚持的喊坚持，一、二、三。 　　广场上的人群发出“坚持”的呼喊。 　　封建德：我们认为撤离的声音更大。现在我们逐步、准备有组织地、把大旗打 　　　　　　在前面，逐步有秩序地撤离。 　　……” （摘自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三章“绝食在纪念碑上”第二节“撤离广场”《北京之春》９３年７月号第５３页，见http://bjs.org/bjs/02/53） 尽管许多在场者事后都回忆说当时喊“坚守”的声音大，封从德还是裁决主张撤离的人多（对此，封从德的解释是，喊“坚守”的人少但情绪激昂，喊“撤”的人多但不够理直气壮）。于是，广场上的学生就由柴玲、李录、封从德及“四君子”带领下撤出广场。以柴玲自己的话说，“所以六四清晨，当小封、李禄和我带领着大家从广场撤下来的时候，我们走在第一排，就是想如果他们把我们赶出广场再屠杀的话，那就让子弹从我们的胸膛上穿过，用我们的行动来告慰后人，完成我们指挥部的使命吧”（《北京之春》９５年６月号第３１页，见http://bjs.org/bjs/25/31）。前学生领袖周峰锁也回忆过这段情景（http://www.bbc.co.uk/mandarin/my_century/tiananmen/0406c.shtml）： 　　决定撤的当时，没有办法决定，封从德就说，我们只好通过广播决议。支持撤 　　的同学喊：撤；支持不撤的同学喊：不撤。然后就没有办法决定，因为这样的 　　声音谁分得清。这样大家就争吵起来，我当时是喊不撤的。就在这个时候我就 　　听到枪响，就看到子弹打在纪念碑上。非常快，就几秒钟之内，我就感到一个 　　枪托砸在我身上。大家就开始散开，就后撤。很快，纪念碑三层以上就没有人 　　了，然后被砸到，拿下。我就看到那个冷冰冰的枪口对著我，刚开始他们用枪 　　托砸，后来就用枪口对著我们，逼着我们下去。后来我们就从纪念碑东南角， 　　大家撤出去。 对这段情节由许多的当事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分别做过基本一致的描述，并被海内外中文媒体（包括《澳洲日报》的前身《华声报》）广泛报导过，也是唯一为中国大陆官方所承认的事实（为了以此来证明“天安门没死一个人”）。而刘晓波更是被法庭据此称为“在天安门清场时有立功表现”从而少判了几年（高新：《“知情人”不知的情节》，见《华夏文摘》第八期，http://www.cnd.org:8003/HXWZ/CM91/cm9105d.gb.html）。总而言之，“纳伍兰”在揭露“关键的事实”时，忘了查查报刊和中央文件，竟不知道柴玲、李录等在“３日凌晨三点”之后２６小时才“逃离广场”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了，结果凭空编造出来的故事最多也只能骗骗“现在的”小“学生”。 在香港《明报》月刊一九八九年七月号《我们好好活著回来作证──香港学生的血泪见闻》一文中，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生林耀强也提到他在６月４日的广场上见到各学生领袖： 　　六月三日晚，我们已觉得事态不妙，便弃了传真机，再在北京饭店烧毁了一切 　　文件和名单。十时许，我和李兰菊、陈清华和陈宗彝等到天安门广场去。我们 　　先到指挥部，见到柴玲、封从德和李录等人，黯然握手道别。跟著，我们到人 　　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二层探望侯德健和刘晓波等人。不久，广播台传来有人被打 　　死的消息，吾尔开希在广播站激愤地说了几句话，随即晕倒，给抬走了。大约 　　凌晨一时，我与程真、李兰菊、陈清华离开指挥部到广场西面去。在那里，我 　　们看到一辆装甲车高速冲入人群中。气氛即时紧张起来。各人立刻拉栏杆设路 　　障，那辆装甲车回头又向人群冲过来，简直是冷血谋杀。之后我们走到历史博 　　物馆，坐著与距离三百码左右的军队对峙。李兰菊走过去与人谈话，陈清华则 　　于二时左右到广场边拍照，给军人发现，脚、腹被殴，照相机也给打破了。他 　　回来告诉我们，我便和程真去看，却看到一队军队由西面冲来，沿途不断向地 　　上开枪。……我和程真回到历史博物馆。李兰菊受刺激过度晕倒，陈清华便扶 　　她到临时救护站去。我和程真走到纪念碑的最高层，那时已近凌晨三时。我看 　　到柴玲、封从德、李录、梁二、马少方等。我跟他们拥抱、握手，生离死别的 　　感觉填满胸间。他们要我立刻离开，好好回到香港将事情告诉天下人。我说， 　　我也是中国人，跟你们一样；他们便不再说甚么，让我留下……大约四时，广 　　场四周亮起了强烈的射灯。封从德向大家说：我们要坚持和平而非暴力的请愿， 　　请各位同学交出武器。大家服从地将木棍、铁枝等交出来，希望军队看到，不 　　忍加害。这时四位绝食者跟军方谈判回来了。他们说军队要在天亮前清场，劝 　　我们不要作无谓牺牲，由东南面撤走。封从德于是请全体同学立刻用口头表决： 　　是坚守还是撤走？当时我听到「坚守」的呼声较高，但封从德说「撤走」的声 　　音较大，决定分批撤离。封从德的话才说完，便有几个军人冲上来，木无表情 　　的向天开枪。程真原不愿走，但我拉著她就跑。有些同学也不愿走，军人就用 　　枪柄打他们。我们到了纪念碑第二层，听到枪声一响，一位同学就跪在地上。 　　其他同学拉著他走。走到底层，我们在较安全的石碑后停下来。程真说要看到 　　所有人撤走后才走。这时上层和第二层已尽为军人占据。我拉著程真由东南方 　　撤走。北面传来一阵歌声。军队开始向群众开枪，前排的人纷纷倒下。人群急 　　速散开，互相践踏，场面非常混乱。 同一文中，香港树仁学院传理系学生李兰菊则回忆到： 　 　　在纪念碑的第二层探望侯德健和刘晓波等人后，我就与林耀强他们失散了，我 　　一个人返回指挥部，看到吾尔开希和程真。吾尔开希不断催促我回饭店去，说 　　这里危险，又说这是他们北京人的事，不要我这个多事的香港人来管。我于是 　　拉著程真，说要和她去找林耀强他们，一起堵截军车，吾尔开希这才不再叫我 　　离开广场，只是说找到林耀强后，不要再去堵军车，要回到指挥部。我们回到 　　指挥部时，他说：「我死后，你们得抬著我的棺木游行，让我再看看长安街和 　　这个广场。」广播站传来了军队开枪杀死同学的消息。吾尔开希走到广播站， 　　很激愤地说：「我们要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我们要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共存亡！」 　　激愤的声音忽然中止了。跟著有人在广播中叫唤通知救护车和找氧气筒。我没 　　有看见吾尔开希被送走，以后也不知会不会见到他了。我们几个人离开指挥部， 　　走到广场西面，看到高速来回的装甲车，有一辆还在我身边擦过。历史博物馆 　　前有近千名戴著头盔、手执长木棍的军人。一个十五、六岁少年在附近人丛中 　　大哭，说他哥哥给军人打死了，他要跟军人拼命。我过去拉著他，叫他安静下 　　来。他伏在我肩膊上不停地哭叫：「哥哥！哥哥！」然后追著救护车去了。我 　　看见军人越来越多，阻挡军队的人却很少，便奔向指挥部，希望指挥部派人增 　　援。在纪念碑下的石阶上挤满了学生，手牵著手，高唱《国际歌》。他们的面 　　孔显得无比庄严。我独自回到博物馆前，看见已有人筑成血肉之墙与军人对峙， 　　我加入人墙中。那些静坐的军人每看到有伤兵经过，便激动地大叫。负责这排 　　人墙的工人，高声呼吁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和平，不能动武。有几个手持木 　　棍、水管的工人走过来愤怒地说：「你们还坐在这里等死？那些畜牲见人就杀！」 　　我们看著那些静静地坐在石阶上的军人，完全没想到他们会动杀机！跟著来了 　　一批手持冲锋枪的士兵，气氛马上紧张起来。有人上前试图劝说军人，我也走 　　上去，拉著一位军官的手呜咽著说：「我是香港学生．．．．广场内的全是大 　　学生，是国家的精英和栋梁，他们的和平请愿绝对不是暴乱，全世界的中国人 　　都把希望放在他们的身上。你们不能开枪，求求你，不要向他们开枪．．．．」 　　我哭著跪在地上。我看到那军官的眼中也有泪水。我回到原位，一个学生拿著 　　木棍加入，我愤然说道：「放下武器，不然就先把我打死。」他委屈地把木棍 　　放在身后。一位十二、三岁的小孩也从身后拿出一枝约十二寸长的小铁枝交给 　　我。凌晨三时左右，我看见有人抬著血淋淋的尸体和伤者往来奔跑，不禁冷汗 　　直冒。我忽然看到先前那位死了哥哥的少年。他满身鲜血，由一名工人抱著。 　　我晕过去了。……一位女医生握著我的手，哭著用英语跟我说：「你一定要平 　　安回到香港，让全世界知道这里发生的事，知道吗？」 从这么多人分别做的回忆来看，那个“６月３日凌晨三点逃离广场”的除了“纳伍兰”自己外不可能是别人了。他很可能是根据许多学生领袖现都在海外的现实，想当然地臆想那是他们提前逃跑的结果。其实，当时清场军队的任务就是清场，根本就没有“戒严指挥车的喇叭点名叫柴玲王丹刘刚等人走出来”这一幕。侯德健从广场彻出之后，于６月６日下午躲进了澳洲大使馆。被中共官方报刊公开点名为“黑手”的刘晓波，以及高新、周舵也都是在６月６日以后才被捕。柴玲封从德夫妇在国内流亡了一年才逃出国外，当时是一轰动的新闻（澳洲《新海潮报》有篇文章甚至怀疑那是中共间谍冒名顶替已死的真柴玲夫妇）。至于其他学生领袖，情况各不相同。有逃亡数天的，有逃亡数年才出国的。有被中共直接从监狱中送出国的，也有出狱后留在国内的，甚至至今仍被监禁的也大有人在。 除了“逃离广场”这一点外，“纳伍兰”让人笑掉大牙的地方还有“王丹主张撤离，被吾尔开希与柴玲李录等人批判为右倾投降主义，因而被撤职”之说。众所周知，公开主张撤的是吾尔开希，这在当时都是见诸报导的。封从德就说（《北京之春》９５年７月号第７２页《群英会：八九民运研讨》，见http://bjs.org/bjs/26/72-b）： 　　五月二十一号晚上那次喊撤，开希拿着话筒当时就喊撤，喊撤完了，当时很多 　　同学马上起来反对。王丹过了十分钟后，马上就来作了一个纠正。王丹说，开 　　希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不代表北高联的意见，也不代表广场指挥部的意见。 对此，辛苦也有同样的回忆： 　　五月二十一号晚上，开希到指挥部去，然后喊，我是吾尔开希，现在情况很危 　　急，还是撤到使馆区去。……。后来王丹出来宣布说这个只是代表个人的意见 　　（同上）。 其实吾尔开希与王丹基本上是同一派，“从绝食开始的当天晚上就致力于与官方进行建设性协商，希望尽快结束绝食”（王超华，http://www.china101.com/politics/messages/ 72668.html），在当时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比王丹更“右倾投降主义”。 现在该清楚了吧，仅从“纳伍兰”不辞劳苦地编造这么一个细腻却又处处对不上号的故事来看，他的目的及身份还不昭然若揭吗？ 其实，在六四流血的问题上除了政府中各派别势力的责任外，学生中的发起绝食的“激进派”（以柴玲为代表）、主张撤离的“投降派”（以多次被罢免的吾尔开希为例子）及其他各“派”学生领袖是否也有责任，或有什么样的、什么性质的责任，这在民运人士之间，在学生领袖之间，在道德层面、学术层面上的争论与讨论，也进行了快十年了，回忆、反思与分析的文章也发表了不计其数了。其中尤以胡平与封从德之间的争论最为激烈与火爆（参阅《北京之春》９５年７月号第７２页《群英会：八九民运研讨》，见http://bjs.org/bjs/26/72-a，72-b，72-c。此外，《北京之春》９５年５月号至８月号的还有其他许多文章与回忆，见http://bjs.org/bj2/index.html）。这些“纳伍兰”居然瞢然不知，竟编不出一个可以圆的谎来。有关部门也真够胡闹的，怎么把政府宝贵的经费浪费在这么一个既倦于读书报又不会查资料的废物身上。 既然刻意编造谎言的用心已暴露无遗，“纳伍兰”的文章便不再值得一驳。只是既然其中有了在士兵被杀后军队才开枪的说法，而笔者手头又正好有一篇高新先生的文章《“六四”开枪，军民伤亡知多少》（《中国之春》９１年７月号第１４页，见http://bjs.org/cs/098/14），就不妨抄在下面以对照吧。 　　而二十多天以后，陈希同则声称军人方面死亡几十人。但我出狱后查找了中共 　　方面大量的宣传“平暴”伟大胜利的资料，证明军人方面只死了十二个人。其 　　中戒严部队十人，武警两人。他们是：戒严部队某部四连一排少尉排长刘国庚， 　　六月四日凌晨五时左右，被群众打死在长安街电报大楼对面，尸体被焚烧；某 　　旅五营营部无线电班班长王其富、二连一班士兵李强、二连三班士兵杜怀庆、 　　二连四班副班长李栋国、二连四班士兵王小兵、三连有线班班长徐如军，六月 　　四日凌晨二时左右，被烧死在翠微路一带；某团榴弹炮二连士兵崔国政，六月 　　四日凌晨五时许，被打死在崇文门过街天桥上，尸体被焚烧；某部六连代理排 　　长马国选，六月四日凌晨一时许，重伤于菜市口附近，送往武警医院抢救无效 　　死亡；某团后勤处战勤参谋王锦伟，六月四日凌晨被冷枪打死在南新华街一带； 　　武警北京总队二支队一大队通信班士兵李国瑞，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许，被打死 　　在阜成门立交桥上；武警北京总队一支队一中队士兵刘艳坡，六月四日凌晨二 　　时许，被打死在北京人民医院门口。“六四”以后，中共陆续由邓小平签署命 　　令，追认这十二人为“共和国卫士”。另外还有十个被加封这一称号的，但都 　　是活人。问题很简单，如果除了这十二个人，还有在“平暴”中被打死或烧死 　　的军人，中共方面是不可能不公布他们的名单并加封“共和国卫士”称号的。 　　……我看完这些宣传材料后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这十二个人的死亡时间 　　没有一个是在六月三日午夜十一点（大规模开枪杀人的开始时间）以前，而都 　　是在六月四日凌晨。那么，到底是开枪镇压在前，还是大学生和市民群众反抗 　　在前，事情不是很清楚了吗? 或许，在“现在的学生”们看来，这说来说去还不是各执一词，真相如何，仍是一笔糊涂账？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解决，只要当局放开禁忌，容许对六四进行公正、公开和全面的调查，那么不但真相可以大白，各个关键人物的应负的责任也都可以理清。只是这个做法“纳伍兰”大概不会同意，否则他费那么大力气编一篇谎话出来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