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社论：睽睽众目岂容狡辩 屠杀学生罪责难逃(1945年12月11日) 《新华日报》(舆论辑要) 重庆舆论界，对昆明压迫学生爱国运动案的反应，除极少数外，一致同情 学生。当云南省府改组后，就有人预言似的说：“人们却更担心作为民主 运动的堡垒的昆明，怕也抵挡不了特务的恐怖手段”(见十一月一日昆明民 主周刊“重庆风雨”)。“一二·一”惨案，证实了人们的担心。当局为了 掩饰其罪过，已极尽其造谣诬蔑的能事，但所得结果，却是更使正义人士 愤慨。到目前为止，已经见于重庆报纸的公开声援，已有八十余个团体， 个别捐款慰问的人更难统计。本市舆论界多半都有公正表示，与纯官方言 论恰好成一鲜明的对照。 对学生运动的估价——反动者蔑视青年。 对此次昆明学生反内战要求民主自由的运动，和平日报认为是青年的“盲 目自杀”(见本月一日该报)；恰好相反，时事新报却将它比之“五·四” 、“五·卅”、“一二·九”学生运动，并且问道：“假使没有自五四以 来的历次青年运动，谁能说中国今日是个什么局面?八年的抗战有没有支持 下去的精神力量?”(见四日该报)。七日大公报虽根据与事实不符的报告来 说明这件事情，但也从历史上的学生运动来说明“学生的爱国运动，都有 其光荣的功绩”。商务日报(六日)把这次学生运动看成是“历史的推动力 量”，认为在“某种政治条件存在”之下，“则这一性质的运动”，今日 固可产生于昆明，而明日也可能焕发和蔓延于全国各个地方。”新蜀报(五 日)说：“每一次学生运动，都是为了国事，实际上都是一种政潮，……昆 明惨剧正是一种以学生为主的政潮”，希望政府当局“应重温过去学生运 动的历史教训”，这就是说：历史上哪一次学生运动是被武力压得了的!? “一二·一”惨案的责任——反动者诿过共产党 反动者企图以“共党煽动”(见中央社电及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社论)，轻 轻把“一二·一”惨案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是七日的新民报说：“学 生罢课反对内战，当地军警出动镇压……，在这情形中谁是谁非，几乎不 待判断”，“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 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次惨案却证明基本人权无保 障……政府当局亟须反省”。国民公报在七日社论中，也指出：对“手无 寸铁”的学生施以残杀，“云南省地方当局之未能慎为处理应该负责”。 青年有发表政见的自由，反动者却怕青年过问国事。 青年应不应过问国事，应不应反对内战呢?大公报七日社论说：“孙中山主 张的国民会议，其中就有学联会的代表，可见学生是可以对国事发言的” 。只有从来就蔑视中山先生主张的人，才把这次学生运动看成是“无意义 的，不正确的”(见五日中央日报社论)。内战是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也 只有想以内战“统一”天下的人才怕人民“反内战”，才有“反对内战” 便是“助长内乱”的奇妙逻辑(见一日和平日报)。新民报(六日)说：“学 生们只不过是‘不要内战’，而阴谋分子却‘不许’学生‘不要内战，岂 不是证明这些人要内战的么’”?七日该报又说：“仅仅反对内战就受到这 样的迫害，人民如何能够过问国事?……这是测验政府究竟愿否让国民关心 国事批评政治，也可以测验政府对于人民所作的诺言，有没有兑现的勇气 ”。这些话不知那些自称为最“保障青年们读书、讨论、开会、讲演、学 术研究上的自由”(见六日和平日报)的人们听见没有?商务日报简捷的说： 要人民不反对内战，只有事实上不从事内战，就是老老实实的“实现民主 宪政”(见该报六日社论)。如果“国事纷乱，民不聊生，而青年学生犹漠 然无动于中，依旧浑浑噩噩，这可说教育已根本失败，而这个国家的生机 也几乎绝矣”(四日时事新报)。“何必惶惶然如临大敌，以致引起更多的 纠纷?”(同前)七日的国民公报指出这次昆明学生运动，“正是今日青年对 国内政治烦闷的部份暴露”，“试问世界胜利了，我们的胜利在那里?国际 和平了，国内的和平又在那里?”这正是青年普遍感到的痛苦。为了国家的 生存与青年的前途，还不该多说几句话么?不当提出自己的意见么?只有那 些一意孤行的反动者才不敢正视青年的苦痛与要求，硬栽污青年是“受了 利用”、“诱惑”，说那“不是代表大多数学生的运动”(五日中央日报社 论)，他们把昆明学生反对内战运动歪曲为“反美”(见中央报五日，和平 日报一日)，欲以离间中美人民之间的友情。这种阴谋诡计是骗不了人的。 “我们相信同学们反对内战是出乎忠诚，决非一二流言所能诬蔑”(见云大 教授告各界书)。名教授张东荪先生也说：“对某些不合理的事……青年学 生难免要闹起来，但这种闹，是出于爱国同胞的赤诚，结果竟发生惨剧， 是十分遗憾的”(见七日国民公报)。“近日官方电讯，对学潮事实，竟存 扭曲，颠倒黑白，似在扩大政治纠纷，使问题无法解决”(见民主同盟发言 人谈话)。是非曲直，有目共睹，任你多少空口谎言与滑稽“把戏”，也掩 不了血写的丑行! 对青年应有民主态度——不可强加诬蔑，动用武力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除极少官 报)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青年，千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并当保障其身体 、言论、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七日的大公报说：“今天是民主的时代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治，正应该向民主大路上走，而民主精神，就是 要多数人民关心国事，参与国事，在此前提下，政府可不必压制人民关心 国事”。时事新报也认为，对待青年“不当心存忌怕”；“不可强行压制 ”，更“不可强加诬蔑……指为某党某派”。新民报(四日)说：“对付赤 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我们主张在学校以内应当让 我们的学生尽量自由，……我们以为青年们对于政治问题的态度，不应躲 避隔绝，而应多研究，多辩论，以期真正了解，我们政府正在实施‘民主 ’，我们以为这一点思想学术的自由是应当有保证的”。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